“聊摄为漕运通衢，南来商舶络绎不绝”。沿运两岸，行栈林立，店铺门面，星罗棋布。沿岸的商业繁荣和码头前面一块“免税碑”不无关系。
据史料记载，免税碑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时，刑部侍郎任克溥奏请康熙帝恩准所立。免税碑高约4米，原立于聊城闸口南电厂家属院西运河南岸，碑帽盘龙，中有“圣旨”两字。碑顶有雕镂，碑中央题有“今日无税”的大字。上世纪50年代初，曾有市民见过此碑。但我市文化部门工作人员遍访运河沿岸，也未发现该碑踪影。
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聊城运河”展厅内，参观者除了可以领略到当年运河沿岸的繁荣景象，还可以看到一块新“免税碑”。这块石碑是博物馆布展工作人员根据史料记载模拟建造的。
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水北街高耸着一块清代乾隆皇帝的免税御碑。御碑碑文在高度肯定东南各省对国家财政所作贡献的同时，对浙江省历年税收没有积欠大加赞赏，并决定蠲免浙江省当年地丁钱粮总额30万两白银，作为对浙江省的奖励。在杭州碑林也存有一块清康熙年间的免税碑。碑文说，杭州府辖区共有100多艘鱼花船，以此为生者，有数千家之多。过去，每船纳税3两5钱或3两6钱不等，造成民不聊生，现予免除，并立碑以示久远。立在杭州的这两块免税碑充分折射了康乾时期皇帝减税富民的理财思想。
康乾盛世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后辉煌，在两任皇帝统治的120余年间，对外开疆拓土，终结了几千年来游猎民族入侵对中原农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全国人口在长达百余年的太平盛世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亿之众。国力强盛的中国成了当时东方强国和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凡对外开疆拓土的王朝都会伴随着对内的横征暴敛，因为战争需要经济支撑，军队又会征召大批青壮年从军，由于无尽地消耗民力，百姓必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康乾盛世，为了开疆拓土，也频繁用兵。乾隆时期，两次征伐弹丸之地的金川，就耗费了国库7000余万两白银，从历史经验看，横征暴敛似乎不可避免。恰恰相反，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增加赋税，更奇怪的是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反而频繁下令蠲免天下赋税。康熙皇帝在位62年间，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每年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7倍。乾隆朝的赋税减免总额为2.5亿两，按当时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5000万两计算，减免额为5年的财政收入。康雍乾三朝蠲免赋税及赈灾百姓，计银高达4.2亿两，其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绝后。
由于贯彻执行了减税富民的理财思想，清初国库储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国库存银超过5000万两；乾隆三十七年，国库存银上升至8000多万两。清初财政之所以能产生如此良性循环，答案就是：朝廷既注意减轻民负，发展生产；也严厉约束了政府开支。因为清王朝是爱新觉罗家族所有，“产权”十分明确，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减轻百姓负担，而把政府支出减少到最低程度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对此，乾隆皇帝也曾作过很好的回答：“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他画龙点睛地告诉后人，与其将财富积聚国库用于政府，还不如让它流通于民间，成为民间经营致富的本钱，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