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生于上海市。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专业，分配在吉林市化工厂做俄文翻译。曾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研究室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5]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6]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4] 。
李鹏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李鹏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朱琳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
会餐时，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李鹏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初次相遇之后，李鹏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信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
两三周后，这位专家告诉李鹏，虽然朱琳没有答复，但她收下了礼物。李鹏高兴极了，决定主动去看望朱琳。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时，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两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薄一波点名让李鹏陪同参观，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
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