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哥杂曲，并出江南；越声调曲，并出余姚。余姚腔声调，产生的土壤有二种：一方面，源于地方的曲调、谣曲，承传了六朝时期“新乐府”民歌的影子，吸收了市井民众文化，江南农村“唱山歌”、“唱小调”的声调，由于俚词肤曲，杂白混唱，以曲代言，使百姓通俗易懂。余姚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说：“余姚腔”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成为根植民间的原因。
另一方面，吸收了北方音乐和法曲曲调，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说：“平阳音乐随都尉，留滞三年在浙东”，都尉即唐皇驸马于季友，曾在明州（宁波）任职，带来北方音乐，特别是法曲在浙东的流传，形成“道士腔”，余姚腔大量吸收了法曲的精华，创新调腔。同时，随着明代戏剧家高明在宁波栎社创作的《琵琶记》在全国的流行，所使用的余姚腔也随之流传。
当时余姚腔在浙东被尊为“越调”、“江南越曲”，由于地方官员把《琵琶记》呈入宫廷，明太祖朱元璋看了大为高兴，余姚腔从浙江一隅进入京华，从北京流向全国的戏曲声腔地位确定；又由于余姚庵东盐场盛产食盐，“余姚官盐”占浙省三分之二，长江诸省盐商往来频繁，本地盐商往往带戏班从之，余姚腔盛行江淮南北。
《安徽省地方戏曲》载：“徽剧”，深受余姚腔而形成；而江西弋阳与余姚腔结合，影响而形成“弋阳腔”；昆山吸收了“滚白念唱”的余姚腔调腔，创造了“昆山腔”。“滚唱”成为其它戏曲的“核心”，成为南戏“四大声腔”的基础。明代上海豫园，是上海县的戏剧中心，余姚梨园弟子定期演出，由于表演通俗，节奏明快，擅长情节，人人都能听懂，从上海流向全国。
余姚腔因产生于余姚而形成得名，，余姚戏曲十分昌盛，姚城、浒山、梁弄、马渚皆有戏台，正月十三灯节，庙台演戏，宗祠张灯结彩，杂奏音乐；四月赛神，大演甲戏；九月十二，姚城、慈城、丰惠三县城互迎城隍神演戏；冬至各乡村祠堂，鼓乐演剧，大兴堂会，现在鹿亭始建于宋朝的仙圣庙戏台，演戏酬神，庆典活动，已成时尚，涌现出了一批“戏文弟子”，至明朝，余姚梨园弟子，遍及长江南北，名闻遐迩，明朝《词谑》一书介绍：余姚名伶董鸾“长于歌”，“做工尤佳”；自宋到明的四百年间，余姚腔在本土形成。 余姚腔
据史料载：最早定名“余姚腔”，出现于明朝陆蓉《菽园条记》和祝允明（字枝山）的《猥谈》之书，称“所谓南戏盛行，…今遍满四方，妄名余姚腔…之类”，此时余姚腔已盛行大江南北；徐渭（字文长）《南词叙录》说：“今日之家，…称余姚腔，出于会稽（绍兴）之余姚”早已在江苏、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流行。余姚腔在明朝初年已经流传各地，到了清朝中叶依然演出不缀。
余姚腔的衰落，源于昆、弋崛起。余姚腔声腔是“调腔”，又是高腔，运用“滚唱”手法，采用联体结构，念白兼用，仅用鼓板，无管弦伴奏，在曲调前后常穿插杂白混唱，因而深受群众欢迎，自明朝初年开始，已经影响了绍兴调腔（绍剧）和长江南北其它剧种，现在浙江省地方剧种调腔中都是余姚腔，如宁波“甬昆”，宁海道士座唱班，新昌高腔等等。 《十义记》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