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嚣在今北京路北段财厅前一带筑番禺城，作为南海郡的郡治所在，史称“任嚣城”。
前204年，秦朝大将赵佗建立南越国，把“任嚣城”扩大到“周长十里”，俗称“赵佗城”，此后历朝历代众多官衙机构都设在这一带。
唐代至南汉，以北京路为中轴线的城市格局逐渐形成。唐朝时期，中原制砖技艺逐渐在广州传播开来。考古资料显示，北京路始建于唐朝。千年古道遗址的唐代路面分3层，上面两层铺砖，下面一层铺碎石子。唐朝砖铺路面的发现，证明了北京路在唐代为广州城的主干道。唐朝时期，广州诞生了古代中国第一批海关官员——市舶使。朝廷在中轴线的南端、珠江岸边建起高大雄伟的广阳馆，作为市舶使的驻地[11] 。自南宋至清代，官方学府经常设立在北京路一带，北京路一带是广州地区的“文化正统、官学重地”[26] 。
元代，广东行中书省设在北京路东侧[6] 。
明、清两代，布政使司署建在今北京路与中山五路的丁字路口[6] 。
明代，北京路自北向南分布有番禺县、番禺学、府学、盐课司等官衙及官办机构。清代前中期，北京路是书籍、文房用品、古董、金石、刻印一条街。清代中期，今北京路一带书店有璧鱼堂、汲古堂、藏修堂、翰墨园、森宝阁、九经阁、儒雅堂、登云阁等。洋务运动之后，西学东渐，西方书籍受到知识分子欢迎，越来越多的书店经营起图书翻译。最初，一批江浙人来到双门底，租下铺位，创办点石斋、蜚英馆、同文书局、纬文书局等书店。时务书局、时敏书局、开明书局等专销从上海运来的新书，思想风气开始转变。
民国时期，北京路分布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书店，很快成为广州文化重要的风向标。与成行成市的书店一街之隔，马路对面则是一家家文具店、自来水笔店。民国7年（1918年）10月，承担“市政府”功能的广州市政公所，进驻育贤坊禺山关帝庙办公，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同年，永汉街发生火灾，烧毁建筑无数。灾后重建，拱北楼、正南门、永汉门等城楼被拆除，北起广东财政厅、南至天字码头的街道开辟成大马路，命名为永汉路（分永汉北路、永汉南路）。民国10年（1921年），广州首次铺设太平门至广东财政厅前和大西门至永汉南路两条电车专线路轨。民国27年（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后，将北京路视为推行日本文化的前沿，在省财政厅前开设崛内、成武堂、三通三家书店。崛内是一家综合性书店，以日侨和学生为读者对象；成武堂主要销售通俗读物和期刊，大部分供应日本侵略军的官兵阅读；三通则以出版和翻译中文书籍为主，兼售日本书刊。日本侵略军还在商务印书馆（今北京路科技书店）楼上设两间电台播音室，用日语、汉语（普通话和广州话两种）广播，直至日本投降后，电台才停止广播[6] 。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路财政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