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
1971年，在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4]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1][6]
1976年3月下旬起，中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10][15]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促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11][12] 人民欢庆“四人帮”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