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的构成主要为本土四川人和后来的湖广等地移民。简捷地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秦灭蜀后，就曾“移秦民万家”充实川蜀；东汉末到西晋，又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有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即长江中下游居民大量迁居四川。即使不算全国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
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同形成于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间的碰撞，可以想见是持久而激烈的。可是，碰撞的过程也就是融合的过程，其结果便是一种新的区别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的诞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人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第一次跨进蜀地的人总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似乎自己是跨进了一个新的国度。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诗圣杜甫逃离战火纷飞的中原，从华州经秦州、同谷，来到成都，不禁大感惊奇。这种惊奇感的强烈，甚至压倒了艰辛旅途给他的感受。他在《成都府》一诗中甚至忘了抱怨蜀道难，而只是大声惊叹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见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