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一般指建安至魏初，即公元196—220年。建安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此期许多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安定统一的愿望和理想。其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有力，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
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建安诗歌的这种杰出成就和特色，形成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风骨”，原指人的品格、性格，也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个术语。自建安文学后，亦称能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悲凉、刚健遒劲的作品有“风骨”。
建安诗歌的主要代表是曹氏父子，即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还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中成就最高者是王粲。除“三曹”和“七子”外，还有女作家蔡琰（字文姬），她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均为建安诗歌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