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的。Fabricius认为应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权利能力概念，即应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他认为，权利能力应当是指从事法律上有效的行为的能力。然而，用传达、代理和机关方面的问题来增加权利能力定义的负担，很难说是一种妥当的做法。以此方式达到的权利能力的相对化，有害而无益。故应当坚持传统定义。比如，《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2] 因此，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权利能力制度的发展可以追溯至高度发达的罗马法。在罗马法上，生物意义上的人称为“homo”,具有主体资格的人称为“caput”,只有当“homo”具有“caput”时，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这种人在法律上的地位称为“personalita”（人格）。在罗马法中，虽然说人与人不平等，但该法律在人类历史上首创了“法律上的人”，使生物意义上的人与法律上的人区分开来，为以后权利能力的研究和立法奠定了基础。
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和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在1789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中规定了“人权”的含义，对民事权利能力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条件。直到《德国民法典》的颁布，在世界历史上才真正产生了“权利能力”的概念，该法律规定“权利能力的取得是无限制的”，体现了当时法学家高度的智慧和法学理论的发展，这也是德国法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所决定的。德国民法对民事权利的规定，不仅对当时各国的立法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而且对以后民事权利能力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前提。
近代民法完全取消了人的各种身份（还有诸如民族、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建立了一种“自由而平等的人格”模式。法律赋予了所有人一张“人格”面具。从语源上看，“法律人格”源于拉丁语persona，是演员演出的面具之意义。“法律人格”并非指人的整体，而是指脱离人的整体的人在法律舞台上所扮演的地位和角色，具有象征性。这一面具就是民事权利能力，人因为有了民事权利能力，才有法律人格，有法律人格必然有权利能力。正是这张面具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现实的具体的差别。 罗马法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