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兴起了一种言及玄远的谈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辨析名理、品鉴人物的风习，由汉末的清议演变而来。
东汉用征辟、察举等制度来选拔人才，其标准大半是依据舆论的鉴定即清议来决定的。清议的着重点是"经明行修"，即被鉴定者对儒家经典要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在道德行为诸方面无疵可击。有一段时期，往往通过"风谣"和"题目"的形式来表现清议。所谓"风谣"，即用诗歌的方式来说明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便于流传。所谓"题目"，即是称述人物的品德、性格、才能和识度。既称清议，是非标准自然以名教为依归，名教是清议的基本内容。东汉后期，士大夫阶层曾利用清议这种形式来褒贬人物、左右舆论、抨击时政，与宦官等敌对势力作斗争。但自两次"党锢之祸"以后，许多人"破族屠身"，清议"危言覆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的风采，也逐渐向明哲保身的"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方向发展。 魏晋时代，战乱频繁，统治阶级内部倾轧不已，是充满动荡与灾难的时期。对生死存亡的关注、哀伤，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喟叹，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典型音调。魏晋间自正始以来二十多年，政局更是极度紧张，让人"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在这种篡夺频仍的年代，举手投足，动辄得咎，得失急骤，生死无常。故有些名士放浪形骸，纵欲享受，醉生梦死；有些名士则遗落世事，逍遥自足，苟且偷安。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状况下，清议的政争，逐渐完成了向清谈的思辨的转变。
清谈一般分宾主双方，谈主首先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难者即就其论题加以话辩，称之为"难"。一个问题，为了深入起见，可以经过数次讨论；有时也由谈士本人自为客主，反复分析义理。清谈结束，有时宾主双方一股一屈；有时双方都能言之成理，不能决定胜屈；便由第三者来作总结性发言。清谈的时候，谈士往往执屋尾以指划，成为一时风尚。"盛饰麈尾"，也成为谈士的象征。 清谈之风始于"正始之音"，其清谈内容主要是玄学思想。名士行清谈之风，使玄学或成为他们论证个人的放荡生活与封建道德是如何不冲突，甚至是相互补充的辩护词；或成为他们的一种避祸妙法。同时，他们标榜心胸务为高远，心神超然无累，高唱重神理而遗形骸。这种谈玄尚远，又可为其骄纵放达的行径辩护。另外，对他们来说，玄学清淡，迂诞浮华，又可故示清高，用以震摄世俗，可以哗众取宠。因此，魏晋玄学成为当时政治环境下好玄学的名士们的处世哲学，清谈便成为了他们的处世方式。
清谈之风依附魏晋玄学而存在，是当时玄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