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1917年1月，胡适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学，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正宗的文学语言。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进一步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进一步论证白话文学产生的必然性。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中指出，“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白话文学中的重要性。五四文学革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接着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显示出白话文学的威力，证明“ 旧文学之自认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经过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新青年》
早在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前，大概在十九世纪中期，运用类似于现代汉语的欧化白话文翻译创作的文学作品已经存在，除了戏剧尚未发现外，当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都已作了颇为有益的尝试，在西方传教士的支持下，它们在语言形式上走得比五四新文学更远，在欧化程度上有的作品甚至超过了新文学前期的作品。这些欧化白话文作品不绝如缕，在教会出版物中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到现代汉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作品的历史作用、当时影响并不见于历史记载，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颇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首先似乎在五四新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存在，它们虽然问世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但是它们对新文学家似乎毫无影响。新文学家在说到自己的创作时，几乎都没有提到西方传教士的中文翻译作品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几乎一直认为自己的创作主要接受的是外国小说的影响，他们或者是阅读外文原著或英译本、日译本，或者是阅读林纾等非西方传教士的中译本，仿佛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译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这是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文本后来被历史遗忘的主要原因。
新文学家大都出生于士大夫家庭，例如鲁迅、胡适，中国的士大夫对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往往有着抵触情绪，近代的先进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阅读了大量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科学、政治之类的著作，他们一定也读过西方传教士的其它著作，包括传教的著作；但是，他们从来不提这些著作，就像没有读过一样。许多现代作家把传教看作宣扬迷信，出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或者科学意识对西方传教的抵制，是一个原因。其次，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外，新文学家大都成长于民国建立前后，那时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西方传教士的启蒙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中国自己留学生的启蒙所取代，从日本来的西学，在中国取代了西方传教士介绍西学的主体地位。因此，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新文学家没有接触过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他们是直接借鉴外国小说原著产生的欧化白话文。 国学大师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