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蓟城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为探寻蓟城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0年代在蓟丘以南不到4公里处（广安门南700米外），曾发现战国遗址，出土饕餮纹半瓦当，这是燕国宫殿建筑常用的建筑构件。
1956年在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151座春秋、战国至东汉时的陶井，其中战国36座，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共130座。
1965年在配合市政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65座战国至汉代陶井，陶井分布在陶然亭、白云观、姚家井、广内白纸坊、广内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较密集的地方是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陶井55座。
70年代又陆续在西单大木仓、宣武门、白纸坊、陶然亭、姚家井等处发现一批战国至汉代陶井。井是用一节节井圈套叠成圆筒状，井底还发现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很显然，这是生活水井，水井密集，说明当时人口很稠密。根据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专家们推测蓟城应在发现陶井最密集的今北京城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考古工作者曾在白云观附近的“蓟丘”发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西北角，在此城墙下压着3座东墓，说明该城建造年代不早于东汉，这又作何解释?它提示我们对战国“蓟城”位置需要重新认识，这只能待有更多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