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小小的卡片，就能使城市为之不安。仅2005年，城管部门收缴的非法小广告卡就有24吨。“ 小广告”每张平均重1克，以一吨100万张，每张长10厘米计，24吨卡片可以从上海铺到哈尔滨。
当年孟尝君“食客三千”，如今的大都市恐有“卡族三千”。“卡族”绝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更小，故曰 “卡娃”。
一张张小小的小广告卡不仅影响市容，背后更传递着利益信息：办假证、卖机票，揽假货，黑广告。
“卡娃”们多处于青春期，蠢蠢欲动，借着发卡机会骚扰时尚的女孩子是常有的事，但严重的是，有些“卡娃”会和小偷勾结起来偷东西。因此“小胖子”担心长此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很容易走上歪路。
“卡娃”们除了上网、喝酒、打架外几乎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很多人十三四岁就学会了抽烟，“小不点”现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烟。
“卡娃”所折射的实际是农村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问题。通过对“卡娃”的个案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都存在责任的缺失。
大多数“卡娃”在走向城市前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已汇入流动人口的大军，一方面，家长应尽的教育责任没有体现，另一方面，家长的流动性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又会起到催化作用。
父母环节失守，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只能依靠学校，但由于不少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等原因，乡镇一级的学校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这方面的教育又存在缺失。
还有一批孩子并非“留守儿童”，他们跟随父母走进了城市，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无法真正分享城市的教育资源，父母会比较容易接受子女早点走向社会，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不管哪类成因，这些孩子过早走向社会后，由于年龄的限制，只能从事散发广告卡这样的非法工作，因此，不可避免与吸毒人员、盗窃分子等问题人群的接触。
在这种亚文化的环境下成长，接触不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这些孩子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卡娃”，会形成一个 “同伴群体”，在问题人群中周旋，出现组织结构的黑势力化。 卡娃
“同伴群体”成员间的影响很大，往往容易产生集体的越轨行为，“卡娃”集体骚扰女性、挑衅甚至殴打城管人员就是一个表现。
人口流动是一个趋势，此过程中将有更多农村未成年人走向城市，因此，我们要尤其重视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群。
要解决类似“卡娃”的问题除了流出地的地方政府要做好防止未成年人失学的工作，以及加强家长的教育角色外，流入地的城市管理也应加强。
城市的人口管理是静态的，应该主动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此外，可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通过志愿者加强对城市“流动少年”的引导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