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1] 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如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
教会学校校规非常严，不仅对学生有成绩要求，还对学生有很高的礼仪要求。教会学校中女子学院居多，而且女生都穿校服，剪短发，不化妆，不涂口红，不染指甲。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都是威斯利安女子学院毕业的学生，宋氏三姐妹都剪短发，不留其他发型。毕业照中三姐妹都留短发，毕业照中的其他女生也是短发。香港真光中学在1993年前要求女生短发。弘道女中的校长周觉昧会亲自检查女生的发型，要求女生一律齐耳短发。
详见：教会大学
20世纪初，西方教会把西方宗教文化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学作品、戏剧艺术普及到了东方。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多种影响。
1．西方戏剧在中国演出，最早是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开始的。而西方宗教剧因其具有以世俗生活为对象、以讽刺为特色等话剧艺术因素，故对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了影响，主要体两个方面：话剧形式的影响——只说不唱的演法；话剧观念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而非传统戏曲那种象征的、虚拟的表演观念与方法。
2．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关联主要翻译剧、改编剧的翻译、改编、上演中。这一时期的翻译者、改编者，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但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意在教外”，别有所图。其一，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取材于经典，背离经典。其二，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借西方之神，斥东方之鬼。但是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精神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