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荀子
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提出一个新视角
最早评论荀子“法后王”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1]（第686页）以“后王”为“近当代之王”。后治《荀子》者既少，遂千年而无评说。至唐杨倞为《荀子》作注，解“后王”与司马迁同。此后至清代，多无异义，由此讥荀子者有之，赞荀子者有之，但都以为其“法后王”为近时之王。到清代开始发生变化，刘台拱、汪中、王念孙、俞樾等始以“后王”为“文武”[2]（第80页）。而章太炎则以为“后王”为“孔子”[3]（第7页）。现代学者中童书业[4]（第194页）、金德建[5]（第208页）、章诗同[6]等都认为“‘后王’就是当世之王”；侯外庐[7]（第577页）、冯友兰[8]（第365页）持“后王”为“文武”说。
以上两说是解说“后王”的意见中影响大者。另外还有一些说法，如刘师培说，“荀子所言后王，均指守成之主，非指文武言也”[9]（第52页）、廖名春[10]赞同此说，认为荀子的“后王”是指周代的成王、康王为代表的西周盛世的‘守成之君’”其中包括周公。因此，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具有“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的双重意义。王杰又撰文认为，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而非现实中的具体君王[11]。历代学者基于各种理念、并用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对荀子的“法后王”提出了诸多见解，进行了丰富的论证。但一个重要而显然的研究思路却偏偏未被学者们提到，那就是从儒家强烈的入世性格出发，认识荀子时代儒家思想内在的需要，并进而弄清荀子“法后王”的真意。由此本文想提出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