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为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
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
由此进而扩展为，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红卫兵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 造反派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
在这类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势力，占山为王，“掀翻金銮殿，轮番来加冕”。
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打砸抢劣迹的人。
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比较广泛的指控。由于文革在政治上没有被全面否定，许多造反派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事实上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部分造反派分子。
1981年5月，彭真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作了讲话。其中提到“造反派”的用语问题，他见解独到，定位准确。他说：造反派这个用语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后，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邓小平同志报告讲到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习惯用语了。
当年起来造反，是中央号召的，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广大的干部、群众，其中很多当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有包袱，一提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的。
今后不要再这样笼统讲了，因为实际情况早已变了，再这样讲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孤立坏人。对他们的一般错误，不要再追究。有严重错误的，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对极少数有罪行的，主要是当时的青少年，也要从宽处理，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