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自18世纪重农学派开始构建均衡分析范式，马歇尔局部均衡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形成完整体系。凯恩斯首次突破微观均衡框架，将失业归因于宏观总量失衡，但未完全摆脱均衡思维[3] 。1985年中国学者指出传统理论对非均衡状态的系统性忽略，标志着本土化研究开端。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构建双轨制下的非均衡理论框架，提出市场不完善与价格刚性的核心假设[5] 。
市场价格信号传导受阻是根本诱因。2012年研究显示，中国要素价格扭曲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全球层面，美元霸权使美国持续贸易赤字，形成"世界中央银行"效应，这种货币体系刚性延缓了汇率调整进程[1] 。突发事件加剧非均衡演进，2025年和讯网案例表明政策突变可导致行业供需急剧错配[4] 。
区域经济梯度差异显著，2003年京津冀地区发展失衡表现为：河北省第二产业占比超50%，省内城乡收入差距达3.2倍。产业结构非均衡体现为第三产业滞后，2012年中国服务业占比仅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收入分配失衡突出，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由1992年的68%降至2012年的58%。2025年循环经济领域的制度非均衡表现为环保法规滞后与重复监管并存，抑制企业参与积极性。
微观层面导致企业决策困难：供过于求迫使降价缩减利润，供不应求则推高生产成本[4] 。中观层面形成资源错配，房地产库存积压需通过价格回调实现市场出清。宏观层面引发系统性风险，1970年代西方滞胀危机印证单纯需求管理无法化解结构失衡[3] 。全球贸易摩擦实质是非均衡状态的传导效应，中国2001-2021年累计贸易顺差引发国际贸易体系调整压力[1] [5] 。
短期干预措施包括价格管制与配额管理，如中国1980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2] 。中长期改革聚焦要素市场化，2025年研究建议推进土地、资本要素自由流动以消除城乡壁垒。货币政策协调方面，蒙代尔指出全球经济非均衡状态表现为美国与中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贸易逆差，以及中国在全球贸易顺差中的显著占比[1] 。制度创新需分阶段推进，深圳特区试点经验显示，局部突破可带动整体均衡化进程[2] [5] 。2012年交通银行课题组建议：通过消费税改革提升消费率，将投资占比从49%降至40%以下。
新古典学派坚持市场自发调节论，认为非均衡仅是短期偏离[3] 。非均衡学派强调制度刚性导致持续性失衡，中国渐进式改革验证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2] 。动态非均衡理论成为前沿方向，2025年研究将主体行为纳入分析框架，提出政府、企业、公众的三元互动模型。计量经济学发展使非均衡测度更精准，投入产出法可量化区域经济关联度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