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至1935年，在成都读中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读书会”，经常研讨国家大事，立志献身祖国。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部领导的“星芒社”活动，任《星芒周刊》记者，发表文章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亡纲领。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泸州二十三兵工厂从事工人运动。1939年春，转移重庆，在沙坪坝领导工人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同年8月，任中共达县特支书记，积极组织剧团，建立达县总工会，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1940年10月，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转移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县）任屏锦区委书记。年底赴重庆，从事地下工作。1942年，任达县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春，在长宁开展统战工作，迎接革命高潮。1944年，受中共南方局指派，打入敌人“心脏”，任长宁县党部主办的《长宁周报》编辑。在此期间，常以记者身份出入敌伪党政机关，列席重要会议，为地下党开展对敌斗争提供重要情报。他以《周报》为阵地，书店为联络点，秘密传递《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传播革命火种。他利用派系矛盾，跻身县农会，以参议员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斗争。1948年8月，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庆（符）南（溪）长（宁）边委书记，领导群众抗丁、抗粮、抗税，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革命武装，迎接解放。1949年6月9日，在检查支部工作中，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后，教育争取了看守，在看守的帮助下，越狱逃脱虎口，逃离途中又被敌人追捕入狱。在狱中，他身带锁链，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敌人为了获取川南地下党的机密，对其进行“三堂会审”，面对敌人的屠刀，他舌战群魔，毫无惧色。同年6月27日，敌人以解送宜宾为名，在南溪县牟坪场将其秘密杀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余文涵殉难地修建了纪念碑。
1932年余文涵入成都南薰中学，时值日本侵略中国，他发动同学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5年入成都协进中学高中班，1937年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星芒社”，在秘密联络站“星芒书站”当店员，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
1938年6月，党派余文涵到四川省工委短期培训班学习，结业后由泸县中心县委派往二十三兵工厂搞工运。次年8月调川东达县，任中共达县特支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组织业余剧团宣传抗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梁大中心县委遭破坏，余文涵调重庆接受新任务，因形势紧张南方局转移，余文涵没有联系上而被迫回到家乡长宁隐蔽。
1943年秋，余文涵第三次到重庆终于与南方局取得联系，党派他回长宁县搞两面政权和统战工作，以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次年，余文涵通过舅父罗阜北(国民党长宁县党部书记长)的关系，任县党部《长宁周报》的编辑、记者，后又任县党部干事。从此，余文涵利用合法身份既得以知道国民党内部机密，又可与基层加强联系，开展合法斗争和积蓄革命力量。余文涵利用《长宁周报》撰文打击最顽固分子，揭露长宁“卢、梁”两派明争暗斗的丑闻，又抨击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他利用特殊身份发动了全县声势最大的一次城北盐井工人抗议县政府封闭盐井的示威活动，迫使县政府收回封井令。由于《长宁周报》办得过于红火，加之余文涵的活动已引起军统、中统的怀疑，并已把余文涵等五名共产党员作为“奸党分子”上报泸州警备司令部。党组织将五名党员立即转移，余文涵去泸南中学教书，仍秘密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