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种，由于古代人民的口头语言，已经无法听到，我们常说的古代汉语只指书面语言。
古代的汉语的书面形式从有文字记载到五四运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般可以把古汉语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
远古指从殷商时期，上古指的是周秦两汉时期，中古指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近古指的是元明清时期。
我们通常学习和研究的古代汉语指的是文言文。文言文的范围很广，先秦两汉的典籍，是正统的文言文。而六朝以后模仿先秦两汉的作品写成的古文也是文言文，如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等都是文言文，都是古代汉语学习、研究的内容。至于古白话，它不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它与现代汉语的差异不大。如佛经、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白话小说等，它们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渊源，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很小。即使其中保留着一些文言的词语和语法规则，只要我们学会文言，古白话也能理解。因而古白话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而学习文言文这一部分，又偏重于散文而不重学诗。
中国有四五千年文明史，汉字汉语的发端也应差不多。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类似国语的雅言——孔夫子教学的语言。雅言其实就是文言，依文读字，是一种完全来自文字的语言，和日常使用的方言是两码事。雅言基本以西周首都镐京地区的语音为根据。
秦始皇统一中国，提出要“书同文、车同轨”，却没有提出要“语同音”。到了西汉，虽然都城仍在咸阳，但跟随刘邦过来的来自中原地区的外来人口成了首都居民的主体，从而给关中语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改变。东汉定都洛阳后，河洛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西晋的覆亡，永嘉丧乱，天马渡江，造成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从而造成了汉族文化中心的南移。东晋定都建康(南京)，从而使河洛口音和吴侬软语被结合进新的国语里。《切韵》一书的问世，为汉语发音的标准化奠定了切实的基础，而《切韵》的基本发音标准乃是建康话，这足以证明汉文化的正宗已经转移到了南方。《切韵》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唐人编制的《唐韵》和宋人编制的《广韵》都只是对《切韵》的增补，并无根本变化。盛唐的首都在长安，但长安话未能取代《唐韵》读音的权威地位，后者被称为“官话”。
北宋的国语和唐代相差无几，只是首都开封的流行口音与韵语的差别更大。但是，宋室南迁后，首都落在了吴语区的临安(杭州)，从而在江浙这个南方的精华之区，造就了吴语的独特地位。
蒙元帝国的建立，使北方的汉语变得十分混乱。元政府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编制了《中原音韵》，借以取代原来的《广韵》，作为汉语的标准音。大都话中掺杂了许多蒙古语的特点，特别是发音，实际上是一种“蒙古式汉语”，特别是将入声分派到其他三声。在继承传统汉语音韵结构上，北方话声母结构迥异于古汉语，无入声、无浊音，导致北方话总体以高音为主，音感清轻高扬。吴、闽、粤等方言成了古汉语的孑遗，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认为广东话是唐代国语，闽南话是宋代国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