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国际法上，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一般通过缔结和平条约来实现，战争赔偿通常是条约内容的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战败国根据和约条款应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款，赔款的数额往往由战胜国任意决定。中国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除了割让领土、扩大列强在华种种特权外，还多次付出巨额赔款。这一时期，战争赔款的特点是不区分战争责任属谁，它是列强掠夺的一种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与德国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郊凡尔赛宫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依恃强权索取战争赔款的传统做法才开始有所改变。该约第8部分“赔偿”中的第231条指出：“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各盟国负担责任。”赔偿范围则限定在侵略国直接造成的战争损失之内。赔偿总数“由协约国委员会决定之”。该委员会称为“赔偿委员会”，赔偿委员会可按照上述规定监督赔偿的支付。第235条确定德国第一步赔偿“与二百亿金马克价值相等之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所制定的战争赔偿原则又有所发展，赔偿不仅根据战胜国遭受的损失，而且看其在实现共同胜利过程中所肩负的重担和所起的作用。按照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提出的这项原则，赔偿首先应给予那些承担主要重担，遭受严重损失并在战败敌人获得胜利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国家。同时，变以往现金赔偿为现金、实物以及劳役赔偿并行。根据这些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中首先照顾了苏联。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签订的《苏英美三国柏林会议议定书》有关“取自德国的赔偿”中规定：苏联所提之赔偿要求，将以迁移德境苏联占区物资及适当的在国外的德国资产满足之；苏联除在本占领区获得赔偿以外，尚可自西方区域获得赔偿。1947年2月签订于巴黎的《对意大利和约》规定：“意大利应于本条约生效后七年以内以一亿美元赔偿给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侵略国之一的日本，本来应产生符合历史实际的对日和约，规定相应的赔偿条款，但美国片面地与一些对日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会议上签订单独对日和约（《旧金山对日和约》），回避了赔偿问题。此前，中国外长周恩来于1950年12月4日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中指出：“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951年8月15日，中国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又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指出：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战争赔偿制度。①追究侵略者的责任。把非法使用武力与酿成的战争后果统一起来。②赔偿限于战争直接造成的损失，其中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害。③根据不同情况，可以削减或免除赔偿的数额。做法有：一是在战争后期转变立场，从参与侵略变为反对侵略的国家，和约对其所定的赔偿数额较低。例如1947年2月10日盟国签订的对保加利亚的和约规定：保加利亚应付给希腊的款额定为4500万美元，应付给南斯拉夫的款额定为2500万美元。二是责任国清偿确有困难，战胜国通过协定减少赔偿数额。根据有关协定的条款，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减少达50％。三是债权国放弃赔偿要求。例如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显然这是指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至于民间要求赔偿则不在此列。此外，对于遭受战争损害的中立国及平民，实践中也要求给予赔偿。例如，1945年7月，日本政府付给瑞士政府100万瑞士法郎，以赔偿同年2月马尼拉事件受害的瑞士平民。1991年2月，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给科威特造成重大损失。伊拉克在联合国决议敦促及多国部队攻击下撤军后，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于同年7月23日开会研究了伊拉克赔偿的方式和准则。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决议，伊拉克应负责赔偿因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给外国政府、公司和个人造成的直接损失、损害和伤害，包括对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害。根据联合国秘书长提议，伊拉克支付赔偿的数额不应超出其每年石油生产和出口价值的30％。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战争赔偿规则将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