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儒家学说在汉代被定于一尊，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之后，先前按照法家精神制定的中国古代成文法不断渗入儒家思想，儒家所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礼制规范和伦理纲常，逐渐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准则。至隋唐时代，以“援礼入法”为特征的法律文本大体成型。宋、元以来的法律修订，也都沿袭了“援礼入法”的精神。
自战国时代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开始，中国古代的成文法都按照法家的精神制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汉初。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对此，司马谈在《六家要指》中批评说：“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汉文帝时，贾谊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据此提出行仁义的建议。但“好刑名之言”的文帝没有接受。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立法思想开始向礼法结合、刑德并用的方向发展。当时有许多官员不以法律为依据，直接引用儒家经典《春秋》的事例来断案判刑，称为“《春秋》决狱”。魏晋以后，历代王朝依据儒家经义系统地修订法律。至隋唐时期，以《唐律疏议》为标志，中华法系“援礼入法”、“礼法合一”的特征基本成型。
北齐法律将十类“犯上作乱”的罪行作为“重罪十条”，置于律首。隋朝略作增损后，正式以“十恶”的罪名订入法典。后经唐入清，相沿未改。所谓“十恶”为：“谋反”，图谋危害国家；“谋大逆”，图谋毁坏宗庙、皇陵、宫阙；“谋叛”，背叛朝廷；“恶逆”，殴、杀丈夫及家庭尊长；“不道”，以残忍手段杀人、害人；“大不敬”，偷盗皇室祭器和御用物品，因失误危及君主安全等；“不孝”，咒骂或弃养父母、尊长；“不睦”，殴、杀近亲尊长；“不义”，属员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士兵杀军官等；“内乱”，家族内乱伦。“八议”的名称始于汉代，三国时魏国正式订入法典，后沿用至清。“八议”的对象为：“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的故旧；“议贤”，有大德行者；“议能”，有大才能者；“议功”，对朝廷有大功勋者；“议贵”，达官显贵；“议勤”，为朝廷勤劳服务者；“议宾”，前朝君主和宗室。
“援礼入法”的实质是将传统等级制度和礼制规范的原则贯彻到国家法律之中，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来断案量刑。魏晋以后，统治者将危及社会等级秩序的十项行为定为“十恶”，视作不可饶恕，必须严惩的重大罪恶。“十恶”之外的罪行，如果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则可根据其身份地位以及对朝廷的功绩酌情减刑，称为“八议”。如果是平民侵害权贵，晚辈侵害长辈，则根据尊卑上下和血缘亲疏加等严惩。可见，中国古代社会成员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与“援礼入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