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5日，严宝礼、胡雄飞、徐耻痕、徐铸成、李子宽等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文汇报》。为抵制日军的检查，聘英国人克明为该报的董事长兼总主笔，由他出面以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名义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登记。并发行股票，严宝礼任总经理。馆址设在福州路436号，编辑部和印刷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大同坊。由于报纸大篇幅的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刊登全国各地抗战新闻及图片，加上当时的一些爱国人士及左翼进步作家都支持并参于其中，发行后，该报的抗战消息使上海市民大受鼓舞，受到上海市民普遍的欢迎，报刊的发行额度一度为上海日报发行之冠。[5] [9] 创办人严宝礼先生旧照
1939年5月18日，在日军的压力下，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以“言论激烈”为由，通知《文汇报》停刊两周。其后，日伪大肆活动，并勾结克明出卖《文汇报》，试图盗用其名，偷梁换柱。在这种形势下，《文汇报》同人义愤填膺，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毅然停刊，保持了《文汇报》的纯洁性。[10] 《文汇报》1939年8月发行的股票印刷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三天后，严宝礼抢先复刊文汇报，以号外形式与上海市民见面。9月6日正式日报发行。[9]
1946年，文汇报在徐铸成、宦乡、陈虞孙、柯灵等人主持下，高举反内战，要民主和平的大旗，成为国统区报纸的一面旗帜，起着舆论导向作用。为此，报社决定更添原有设备，在当年11月2日，文汇报刊登启示，征股国币十亿元，扩充设备，添购机器。这是报社公开要求广大市民大众支持文汇报，使该报能更好为社会服务，抵制和反抗国民党对文汇报经济压迫的一项措施。[9]
1947年5月25日，《文汇报》被国民党封杀，第二次停刊后，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香港，参与《香港文汇报》创办；部分人员留驻上海，直至上海解放后复刊。[5] [9]
1948年9月9日，《文汇报》在香港复刊。[5]
1949年6月21日，上海解放后复刊，徐铸成担任社长、总主笔，严宝礼任副社长、总经理。[9] [11] 共2张 《文汇报》
1956年国庆，一度改为《教师报》在北京出版的《文汇报》迁回上海，第三次复刊，徐铸成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担任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报纸版面改为横排，采用楼梯式标题。如何宣传“双百”方针、提出“麻雀是害鸟还是益鸟？”争论，开展电影问题讨论等得到邓拓、夏衍、范长江、姚溱等人的支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