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收获》上的一篇小说《三岔镇风波》曾如此描述过1963年的情况：“——已经饿怕了的乡民们想尽一切办法瞒产和拖延。这些外表淳厚的乡民们已经锻炼出一副狡黠的脑筋，不断地变换手法，将粮食埋藏或转移。”
相比起今人更为熟悉的“亩产万斤”，“瞒产”这个陌生的说法似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持续得比“亩产万斤”久得多，与人民公社时代相始终的说法。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让毛泽东说出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那么什么是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怎么会有“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一大二公”与“统购统销”
建国以后，随着土改和三年恢复期的结束，全国农业迅速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阶段，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分到土地不久的农民在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上，可谓经历了一个急行军的进程。再后来，随着“一大二公”（集体组织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口号的提出，人民公社纷纷建立。不到十年，中国农村、农民组织形态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变革。 “一大二公”
而同时，随着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要求，农产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供给相对不足，1953年，国家出台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农民生产粮食必须“先交公粮, 后卖余粮, 剩下的才是口粮”，集体组织成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
以前没地的时候，地主老爷收的租虽然多，好歹交完了剩下都是自己的，为何要交那么多公粮？为何余粮必须卖给国家？为何口粮吃不饱？农民不理解什么是集体化，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虽然他们有热情。“一大二公”加“统购统销”，数千年习惯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中国农民，处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状态之上。
粮食供应紧张，“瞒产私分”现象普遍出现
“统购统销”制度在设计时，曾有过一个“三定政策”，即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 以乡为单位, 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 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 使农民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 国家收购多少, 留用多少, 缺粮户供应多少。在确定“三定”政策时, 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 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工业化建设和水利建设推动过快，在城市和基建新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农业目标，例如提出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根本没法实现。而即便如此，国家征购任务仍进一步加重、“剪刀差”过大。加上部分地区受天灾影响，粮食供应情况更为紧张。于是，就在农业集体化刚实行的不久，在全国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现象。
农民的“反行为”
据调查，早在1957 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 个小队中, 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的外, 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 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 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则“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其中该县“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亩产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