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件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出现了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不仅如此，使索卡尔这样的在政治上持左派观点的科学家更为不安的是，这种相对主义思潮是以政治上的左派面目出现的。以文艺复兴以来，左翼思潮一直是和科学结盟的，他们共同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索卡尔说过，他写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是受到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的激励决定写这篇“诈文”的。这本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揭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文章。他计划要在文章中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等等。也就是要让它“坏”到极点，变成一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又要让文章“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作者的真正意图。为此索卡尔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收集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一篇几近“完美”地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的文章就这样完成了。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文章投给《社会文本》，这份创刊于1979年的杂志在文化研究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索卡尔的朋友告诫他：他可能会被这一著名杂志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所以最好另投一家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还是坚持己见。
在收到索卡尔的稿件后，安德鲁·罗斯代表编辑部向索卡尔表示感谢，称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并准备把此文收集到“科学大战”专刊中。在编辑们看来，此文难得之处在于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索卡尔回信表示感激，并称自己感到十分鼓舞。与此同时，索卡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曝光的工作。在他的“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发表，题目是：《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