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孟子及其弟子《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贫贱不能移”。
孟子名轲，邹国人，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生，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卒，享年八十四岁。邹近孔子故居鲁，孟子响慕孔子之道，但距其殁已百有余年，只能私淑其学。学成，有贤名。五十三岁时因梁惠王招募贤士而至梁。[2]
惠王穷极奢华，不顾民间疾苦，而亟问致利复仇之术。孟子不愿就仕。越一年惠王卒，孟子见其子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乃去梁至齐。齐宜王好士，继齐威王之后在都城稷门下筑学宫，广招贤者，称稷下学士，且数百人，著名者孟子、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环渊等七十六人，皆赐第康庄，列官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孟子尤受礼遇，宜王拟赐十万锺采邑，期其久居。孟子不受，仅收粟帛馈养而为客卿，无官守、言责，朝王无定期，然而屡以王道说宜王，希望借以实现自己平治天下之志。孟子返邹之后，“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
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有一个叫景春的人向孟子大肆夸耀当时两位名满天下的说客公孙衍和张仪，说他们是真正的“大丈夫”。因为公孙衍曾身佩五国相印，张仪曾佩秦国的相印，这两个人都是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景春夸赞他们是“大丈夫”的原因是，一旦公孙衍、张仪发怒的时候，就会爆发战争，就能震慑住诸侯们，而一旦他们平静下来，天下也就相安无事了，因此算得上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3]
孟子对景春的这种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认为，公孙衍和张仪这种专搞阴谋诡计、挑起各国争端的人不过是趋炎附势、没有原则的小人罢了，哪里配得上“大丈夫”这三个字。[3]
孟子在驳斥了景春的谬论后，接着又对真正的“大丈夫”下了自己的定义，他说，真正的大丈夫要满足以下两个标准：一是要有“行天下之大道”的远大志向和抱负，并能将此大道推行到广大人民中去；二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做到了这两点，才称得上是大丈夫。[3]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在和一个叫景春的信徒谈论“何谓大丈夫”的问题中，提到了这三句话。孟子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不以权势论高低，却能在内心中稳住“道义之锚”，从而在面对富贵、贫贱、威武等不同人生境遇时，才能坚持“仁、义、礼”的原则。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人都不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代表了一种不向困难低头，不向权势弯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庄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地正气，代表了一种坚守信念、永不放弃的意志，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一经说出便是掷地有声，成为千百年来激励仁人志士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坐标。尽管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性别歧视色彩，但他那强调高洁操守、人格尊严和个体自由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褪色。[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