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几千字到两万字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三万字到十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这只是就字数而言的，其实，长、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是由作品反映生活的范围、作品的容量来决定的。
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它的人物的多寡、情节的繁简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
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在选择题材，广泛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远远超越了建国后的“十七年”的中篇小说，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数量上看，从1976年末到2019年，应以数以万计来计算，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中篇小说发展史上也罕见的现象。它的优秀之作，单从中国作协主办的4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来看，就有67部。这时期的中篇小说，题材新，主题新。
一是出现了反思历史生活的作品。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啊》等，尖锐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10年人妖颠倒的社会现象和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的“伤痕”，探索了造成伤痕的历史原因。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描绘了1958年的“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悲剧，让人们对过去的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绿化树》、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或“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沉重打击。他们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强迫到社会的底层进行劳动改造，他们在物质生活上贫困不堪，在政治上受歧视，没有任何人的价值和尊严可言。这些作品都深入探讨了造成知识分子人生痛苦的历史原因。王蒙的《蝴蝶》、韦君宜的《洗礼》等，不仅描写了老干部在极“左”路线迫害下的悲剧命运，而且也写出了老干部的反躬自问，自省人生的责任。
以上这些从多方面重新审视当代历史的中篇小说，无不体现了作家具有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他们敢于冲破禁区，对历史的是非重新加以反思和审视，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和“十七”年中的“左”，都给予无情的批判，充分地发挥了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批判功能和战斗作用。
二是出现了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 如蒋子龙的《开拓者》、《燕赵悲歌》、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张贤亮的《龙种》等。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新与旧、善与恶、先进与陈腐、革新与保守的种种矛盾、冲突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迂回曲折的生活进程；另一方面还写出了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势力的撞击，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物心态和思想动向，传递了时代的新信息。这类反映改革生活作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关注时代变革的现实生活，而且表现了作家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矛盾冲突，开拓了题材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