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扶植所谓“满洲国”，接着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华北。
华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军部提出“分离华北”，使华北特殊化的政策。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顺服日本的伪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月至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所谓“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等人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残酷蹂躏，而大小汉奸卖国贼则狐假虎威。
与此同时，从1933年开始，世界法西斯甚嚣尘上，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1934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认为国际形势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重大修改。7月1日，季米特洛夫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同时，提出要给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面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转变，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报告和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