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数术、占卜术、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婆罗门教随着佛教进入中国，当时道教并未兴起，婆罗门教深刻影响了道教的教义，道经中充斥着关于梵的论述，三清的形成也与婆罗门教的三大主神密切相关，道教仪轨也有明显的婆罗门色彩。《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由东晋后期葛巢甫所“造构”，在道教史上有重要影响，位于《道藏》之首的位置。《度人经》中有明显的外来成分，以往的研究者常将之归于佛教影响，实际并不确切。《度人经》的外来成分主要来自婆罗门教，如以大梵为主神，宇宙经历劫运的演化图景，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等等，都是直接来自婆罗门教，或是从中引伸、讹变而成的。其中“大梵隐语”之类对诸天的赞颂之辞，译自婆罗门经典，但经过了浓缩改写。[1]
在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中，以佛教为独盛，中国古人的脑袋中，几乎将佛教当了印度文化的别名，凡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常常委之于佛教。但对于印度成分的东西皆被笼统地看成佛教的术语和思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婆罗门传入中国的时间更在佛教之前。
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许多佛门高僧相继来中国布道，一些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国。据《高僧传》载，有名有姓可考的具备婆罗门身份的高僧就有如下几人：
“佛陁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出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发，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元嘉十二年至广州。”
“元有南天竺波罗奈城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象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廻诤、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
以上列举的3人，原先皆是婆罗门，后改奉佛法。因为《高僧传》所记皆是佛教高僧，对婆罗门教士不感兴趣。那么，汉唐之际，有没有纯粹的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土呢？回答是肯定的。在《全唐诗》里找到一首清江写的《送婆罗门》诗，其诗云：“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诗人跟远道而来的婆罗门教士有应酬交往。
唐代诗人刘禹锡患眼疾，大概是白内障，经婆罗门教士用金蓖术治好，故有赠婆罗门僧诗一首传世。其诗曰：“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朦？”
婆罗门的医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并介绍到中国。《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便是最好的佐证。由此推断，先后来到中国的婆罗门教士决非一人二人。[2]
在《隋书·经籍志》中，有一些冠以“婆罗门”名义的典籍，这里姑且称之为婆罗门典籍。它们主要分布在《经籍志》的子部和经部里、史部里也有，即：
《婆罗门书》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