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坚战中，防御方的兵力火力都极为集中，因此对攻击方而言，难度很大。防御方通常没有退路，经常会做拼死一搏，利用事先预备的兵力火力给敌以重大杀伤，而攻击方要瓦解防御往往投入更多的兵力兵器，而且损失巨大。《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提及的伐城就是古代的攻坚战。
我国古代著名的攻坚战战例有：南北朝时期的白璧之战；安史之乱期间的张巡守睢阳之战；南宋的钓鱼城之战；国外有君士坦丁堡战役。近现代的战例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列日要塞攻坚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列斯特要塞之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攻坚战。
临汾是晋南的古城。传说中尧帝曾在这里建都，城南的尧庙宫就是后人为纪念尧帝而修造的。临汾的城地非常坚固，城墙地基厚60多米，城墙上面可并开两辆卡车。临汾西靠汾河无险，东临同蒲铁路，北面、南面均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易守难攻，是南同蒲铁路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8年2月，驻守临汾的敌军，计有阎军两万多人，国民党中央军三千多人，统由阎军首领梁培璜指挥，负隅顽抗。他们曾扬言“临汾牢不可破”。阎锡山亦数次电告梁培璜“死守临汾”，“不得放弃”，大有与我军继续较量、长期固守之势。
我军1945年在上党大捷消灭阎军六万余人之后，阎军对其孤军守城，心有余悸，对我围攻、攻城、打援一套战术非常恐惧。阎锡山曾说“上党惨败，出乎预料”。1948年初，我军集中了八纵队、十三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近十万人包围了临汾。部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为攻克临汾做好物资准备，专门组成了临时后勤司令部，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我当时的行政职务是临汾专员公署专员）。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调集了充足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一切准备落实后，徐向前司令员召开了团以上的指挥员会议，亲自动员、部署。他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我们是十万对三万，占绝对优势；其次讲了临汾之敌被我军包围日久，物资供应不足，粮食、弹药除用飞机空投外，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最后分析了我军大兵压境，敌军士气不振，守孤城并无信心，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与阎锡山军矛盾很深。徐向前司令员强调指出；“我们在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攻克临汾是有把握的，大家必须具有坚强的信心和毫不松懈的战斗意志。”
进攻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呢？当时仔细地观察并分析了地形：城西边是汾河，不好用兵；南面和北面是平原，无掩护物；东面是同蒲铁路，有临汾车站和站内的几十节破车皮可作为掩护，我军在隐蔽下好运动兵力，最后决定先攻东关。而临汾守敌也非常清楚，如果东关失守，临汾城即失掉屏障，势难防御。因此敌人亦把东关作为防御重点，增兵加防，这样攻打东关就成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我们出动了约一万人的兵力，先用大炮把东城打了好几个缺口，敌人立即集中兵力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住缺口，使我军不能进兵。不得已，我军将士在炮火掩护下，猛攻东关，伤亡二百余人，东关未克。这时，有些指挥员思想动摇，想改变主攻方向。为此，徐向前司令员专门召集了团以上指挥员会议，强调指出：“不能改变主攻方向，必须拿下东关，这是攻城的关键，绝不能因为有牺牲而畏缩不前，这是军事上不能允许的。”经动员后，指挥员们重新组织了兵力，用密集的炮火压住了敌人，炸开东关城墙数处，东关遂被我军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