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约数百万人，其中，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占三分之一。[52] 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纷纷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被迫强迁的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民族成分复杂。[12] 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少数民族逐渐消融在汉民之中，成为汉民族大家庭里的成员；汉民族也接受了这些民族的某些生活习惯和心理因素。[56] 五胡乱华
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晋朝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在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又因为鲜卑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鸿著有《十六国春秋》一书，该书将较具代表性的十六个政权独立记录，故又有将这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东晋十六国”者，实则政权的数目远逾十六个，建立者也不限于胡人，如汉人冉闵建立的魏。[58]
在胡人建立独立政权之前，汉族占支配地位，是汉尊胡卑，汉人压迫胡人；胡人政权建立后，胡人占居支配地位，开始胡尊汉卑，胡人压迫汉人，甚至称汉人为儿、奴、狗。胡人多自称“国人”，以胡人为尊，甚至禁止“胡”等称呼，如石赵。不仅如此，这些政权还多采用“胡汉分治”，区别对待汉族和胡族。刘渊建立政权后，设大单于及单于台管理匈奴等胡人，用的是匈奴旧有的体制；用司隶、内史等管理汉人，应该是以西晋的体制为基本。[13] 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华北的王朝大都是北方民族渗透到中国境内，在中央政府瓦解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王朝，可以叫做渗透王朝。[16]
从“五胡乱华”开始，匈奴、鲜卑、羯、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徙，进入黄河流域与当地汉族人杂居，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魏、北齐等数十个国家，历时300年之久。这一时期的大流动、大迁徙、大杂居，打破了民族的原有格局，使得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空间分布上产生了变化。从两晋南北朝以后，匈奴、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便告消匿。杂居的结果是相互融合同化，民（少数民族）中有汉（汉族）、汉中有民，民中有民，主要同化于汉族之中。[23] 华夏化其实既不特别重视血缘也不重视文化，重视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民还是夷，是附塞蛮夷还是归义蛮夷。把编户即“民”等同于华夏是总体情形，但有时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进入了编户，但之前的非华夏身份还会被大家记住，经过几代之后，这个记忆被慢慢磨平，最终成为正常的民。[21] 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完全可以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52]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最早实践。[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