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赵匡胤建立宋朝，“杯酒释兵权”，实行知州制度后，文人才开始在真正意义上主掌政权，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
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宋代书院极其发达。出现了白鹿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等著名书院。其大多择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在众多知名学者讲学期间，大批学子慕名而来，采用自由研习，相互辩论，聚众讲解等多种方法，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讲会制度。
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曾为宋朝丞相的赵汝愚之堂弟赵汝靓在东山岭羊角峰南侧（即今县委招待所）建东山书院。建成后，即邀请四方学者来此讲学，一时学子云集。
因赵汝愚与朱熹交好，藉此关系，即邀请到朱熹到此讲学。朱熹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是程熙的三传弟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以至自元朝以来，历代王朝科举，都以他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在东山书院期间，朱熹一边讲学，一边为《离骚》作注。
东山书院的建成，对我县文风影响颇深。宋明间，乡贤多从此出，南宋时，我县成就了理学多人，如：曹建、饶鲁、柴元裕、柴中行、刘伯正等。明代全国理学家共15人，我县即占2名，即胡居仁和张吉。故当时余干县为理学名区，有“文化甲江南”之称。
朱熹不仅以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熏陶了一大批余干学子，同时也为余干人民留下了一处永久的人文景观。
赵汝愚与朱熹关系密切，交情很好，书院建成后，赵汝愚即邀请朱熹前来讲学，赵汝靓及赵汝愚的儿子赵崇宪都拜朱熹为师，在此受学，朱熹亲题其堂日“云风堂”。
赵汝愚（1140-1196年），字子直，是宋太宗的八世孙，祖父赵不求监余干酒税，始居余干县城东隅。赵汝愚少有大志，曾说“丈夫应留名青史，才不枉度此生。”26岁时，考取状元，历任宣义郎、信州知州、吏部尚书等职，后升为掌管兵权的知枢密院事。1194年，宋孝宗死，光宗又称病，无人主持孝宗丧事，在关键时刻，赵汝愚定策扶危，以太皇太后的旨意，让光宗内禅，立光宗次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赵汝愚也因定策之功而升为右丞相。赵汝愚与理学大师朱熹关系密切，有着深厚的情谊，是他荐引朱熹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但后因权臣韩侂胄阴谋，使赵汝愚罢相，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发放到永州安置，途经衡阳时，因郡守钱鍪挟私怨屡加刁难，忧愤成疾，暴卒于衡州，年57岁。韩侂胄为排斥异已，掀起“庆元党禁”，将道学定为伪学，列朱熹为首恶，朱熹及其弟子遭受沉重打击。
赵汝愚之子赵崇宪扶柩归葬余干故里，生前好友不顾“伪学党禁”之祸，前来吊唁，朱熹当时已罢归福建崇安，听到讣告后，不顾有病在身，亲赴余干吊唁，随后在东山书院讲学，四方名士慕朱熹之名纷至沓来，人数达数以百计。朱熹在讲学之余，在云风堂潜心注述《离骚》，最后完成了《楚辞集注》的编纂工作，把他对赵汝愚的知遇之情，融注在屈原形象的塑造之中。
在东山书院的西峰有一天然水池，池水渗自山崖，久旱不绝，相传齐梁间有龙蟠池中，冬夏不涸，故名“龙池”，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和注《离骚》期间，经常临池洗砚，并取池水磨墨作书，朱熹走后，学子们争相效仿，日久天长，把一天然池水池土染黑，故后人称为墨池，墨池旁有碑，日“朱子注《离骚处》”，至今遗迹尚存。每当皓月当空，俯视池水，似有明月坠池之感，因此“龙池夜月”成为干越八景之一。在墨池旁筑有一亭，供朱熹取水时休息，取名为墨池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