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论，组成哲学体系的几个部门之一。
Ontology（存在论）及其复杂的汉译问题
不过，Ontology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理论体系。对于不断追求理论超越的西方哲学传统而言，后世的西方哲学显然有理由构造与古希腊哲学的“Ontology”有所突破甚或根本不同的Ontology结构。Ontology的复杂性从词源角度说源于其核心概念to on ( to be)在西方思想演进中的复杂性，从本质上说则是源于哲学家们不同的哲学观念，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人们对Ontology的不同理解。特别是，由于Ontology在文化传播中与异文化传统及其语言习惯的冲突、融汇与涵化，从而使得在西方哲学那里本就十分复杂的Ontology的异文化翻译显得更为复杂。Ontology的汉译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近百年来，Ontology先后被译为“物性学”“万有学”（卫礼贤）、“实体论”（陈大年）、“本体学”（常守义）、“万有论”（陈康）、“凡有论”、“至有论”（张君劢）、“存有论”（唐君毅）、 “有根论”（张岱年），“是论”（陈康、汪子嵩、王太庆等）以及“是态论”（陈康）等等。这些不同的译法按照to on ( to be)的不同理解大体可归为三类：一是从“存在”说确定Ontology ；二是以“有”来解释Ontology ；三是从“是”本身来规定Ontology[1] 。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三种分类基本上反映出了西方Ontology理论的三类典型。大体说来，巴门尼德、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所关注的恐怕主要还是系词意义上的“是”，因而那时的存在论主要应看成是“是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思考的则是存在论状态，因而译为“有论”及“存有论”似更合理一些；至于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们则是试图从生存论意义上揭示并敞开“存在”（sein，简称“在”），因而他所追求的是一个较传统哲学的Ontology来说更为“原始”或“基础”的“存在论”。
尽管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及哲学观，从而有理由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论这一概念，但存在论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本来相对确定的论阈规定还是值得重视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进入并反省存在论的基本样式。近些年来，随着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学术质量上的提高，尤其是随着人们对陈康先生的相关思想的重视以及对古希腊语系词词义的深入把握，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 to be 或to on直接翻译为“是”，而将Ontology直接翻译为“是论”或“是态论” 。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