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正式使用生物武器。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接种了鼻疽和炭疽杆菌；1917年，他们又在美索不达米亚，用同样的手段使协约国购买的4500匹骡子感染了鼻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还用飞机在罗马尼亚上空投掷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图伤害城市居民。
1932～1933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建立了细菌战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1936年，在哈尔滨扩建为细菌武器研制机构(即731部队)，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
1940～1944年，日军多次在中国浙江的宁波、湖南的常德等11个县市，用飞机投撒污染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有1000多人发病死亡；1940年，仅宁波一地就发病99人，死亡98人。
美军及某些欧洲国家也曾研制过生物武器。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仅从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对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即达数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飞机投掷死鼠、跳蚤、蚊子、苍蝇、小动物及其他杂物，散布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引起了朝鲜居民鼠疫、霍乱病的发生。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
中国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1984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加入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再次声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是生物(细菌) 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开放签署，抑制了生物武器的研制，但未来战争中，生物战的威胁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