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客观方面，加害人必须有「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义务，也就是说，加害人与本人间需有特定的关系，例如委任关系，加害人有为本人处理事务的义务；此外，行为为「违背其任务之行为」，行为结果为「致生损害于本人之财产或其它利益」。
主观上，行为人需要「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为损害本人之利益」，也就是说行为人需要故意为此犯罪行为，始构成本罪，故本罪不处罚过失犯，若有过失为上述行为者，则应自民法上就其当事人间之法律关系（例如委任关系）处理之。
中国证监会网站5月12日发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细化了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中相关证券、期货的犯罪构成，新增加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以及“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同时对刑法中现有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虚假财会报告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原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给出了更为明确的量刑标准。[1]
背信犯罪的主体和量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背信犯罪中，“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最高刑七年；“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犯罪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最高刑七年；“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高刑七年；“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犯罪主体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最高刑十年。
其他经济犯罪的最高刑期多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有些严重经济犯罪（例如贿赂犯罪）的最高刑还包括了死刑。与之相比，“背信”犯罪的处罚毫无疑问是偏低的。同时，从犯罪主体看，很明显将中小型民营企业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与背信有关的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使用率极低。公开的媒体上难得一见，几乎是“沉睡”的罪名。实践中如果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作出相应的行为则不构成此罪名。又如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也是将主体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样对于其他类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并没有行使平等的保护。因此,我们对于发生在私营等组织内部的相应背信行为往往无能为力。这要求我们在确保立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前提下,同时还要兼顾立法的前瞻性和概括性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必要增设一个普通的背信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