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为，在1913年，尽管已经建立了名义上的共和民国，然而引起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袁世凯政府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工具，它的残暴军事专政，不能不继续引起人民新的武装反抗。[1]
在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活跃的三种政治力量，仍然在“二次革命”的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买办性军阀集团，虽然窃夺了中央的和许多省份的政权，可是他们还没有能够囊括整个中国，也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被迫让出了中央政权，可是继续保留着七八省地盘（虽然很不巩固）和十几万军队（虽然不完全可靠），特别是在人民中间还具有较大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投革命之机，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当地的一部分军队。这三种政治力量在“二次革命”前夜的彼此纷争，乍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国会议员席位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分权之争、破坏约法和保护约法之争等，然而究其实质，却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斗争。[1]
从1912年到1913年上半年，中国政治局势的特征是：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已经覆灭了，而代替它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失败了，但是南方的革命力量还没有完全屈服。因此，各种政治力量都渴望利用或者改变这种不统一、不稳定的局面，力图使政局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1]
帝国主义（主要是英、美）是不满意这个局面的。帝国主义暂时不承认民国政府，绝不是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意味着“不干涉中国事务”，更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于袁世凯的支持。恰好相反，他们正是用暂时不承认作为武器，一方面威逼南方革命力量最后全盘屈服，一方面催促袁世凯加紧实现“武力统一”。关于这一点，德国外交大臣雅哥在1913年4月说得非常露骨：“据我们的意见，总统选举举行后立刻承认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的实际增加，而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同时，为了帮助袁世凯实现武力统一，他们源源不绝地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贷款。[1]
再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来看，也必然会重新举行武装反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