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进行了历史的比较，提出，在中世纪具有防卫力量并能自给自足的完全城市已经存在过。这些城市中曾经有过复杂的劳动分工，而且城市居民具有典型的城市人格和良好的城市社区生活。在17至19世纪，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兴起，城市逐步失去了原来在军事、法律和政治等方面的自治，随着这种自治的消失，城市失去了作为居民心理归宿所必须的各项要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利润”的推崇，使城市居民过分强调理智，追逐利润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因此，在现代城市中，市民只承认自己的存在。
韦伯根据其研究，将城市分为“东方型城市”和“西方型城市”。这两种类型的城市具有极大的区别，因此需要分别对待，而不能混在一个概念下面来讨论。他提出，1 在司法组织方面，东方的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不太清楚；2 西方的城市是独立自主的，东方的则不是；3 东方城市中的商人和工人通常只是为统治者而劳役，而西方城市里的商人和工人居于优势地位，他们从来不为统治者而劳役；4 东方城市中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亲缘型的，而西方城市中的社会组织则是以个人为基础的；5 东方城市中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个人手中：他不仅掌握军事权力，而且还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权力，而在西方的城市中，这些权力是分散的；6 东方城市不能产生培养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这是东方文化最显著的特征，而西方城市的特色就在于，资产阶级既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团体，又是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先锋。由此，韦伯认为，东方的城市，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