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法门寺地宫发掘以来，由于出土的一些金银器上刻有“文思院”字样的铭文，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于是才陆续出现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这些成果均局限于唐代文思院，且仅涉及了文思院的职能，对其机构性质和职官设置没有涉及，更不用说五代两宋时期的变化情况了，而且还存在不少错误。有鉴于此，笔者对其进行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研究，以考察其自唐后期设置以来。至五代、两宋乃至于明代长达八百年的发展变化情况。[1]
关于文思院的始置时间，史籍记载得非常清楚，所谓“（唐）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抗疏论其事，立罢修造，以其院为文思院。”《唐会要》、《长安志》等书也有与此相同的记载，可见唐宣宗大中八年（854）为文思院的始建时间，当不存在疑义。问题在于初建的文思院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其因何而得名?关于这些问题，宋人曾经做过许多讨论，现将其结论罗列如下：
高承《事物纪原》卷7《文思院》：“唐
有文思院，盖天子内殿之比也。其事见《画断》，然非工作之所。而宋朝太平兴国三年，
始置文思院，掌工巧之事，非唐制矣。”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8载：“《考工记》植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
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
江休复《嘉祐杂志》曰：“文思院使，
不知从何得此名,或云量名：‘待（时）文
思索’；或说殿名，聚工巧干其侧，因名日
文思院。”
按照《事物纪原》的说法，唐代的文思院只是宫中的一个内殿，并非制作机构，直到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才设置了制作性质的文思院。这一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已为出土的大量金银器铭文所证实，具体资料将在后面详述。宋朝在太平兴国三年确实设置过文思院，之所以称为“初置”，那是因为五代后期一度废去了文思院，宋朝建国之初没有这一机构，故日“初置”。高承所说的见于《画断》的文思殿，此书又名《唐朝名画录》，唐人朱景玄撰写。据此书记载，唐代画家程修己“尝画竹障于文思殿”。此殿早在大明宫兴建之初就已有之，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曾命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等人在文思殿编修《瑶山玉彩》一书，可证明之。此殿直到唐末仍然存在。朱全忠强迫唐室东迁时，在洛阳宫中又建造了一座文思殿，并为五代各朝所沿袭，至后晋天福七年（942），才改名为崇德殿。这就说明文思殿与文思院属于两个不同的机构，《事物纪原》将两者误以为一，同时也证明了并非如有人所说的，唐代不一定有文思殿。
至于文思院的得名，上引《青箱杂记》认为来自于《考工记》的“时文思索”一句，而《嘉祐杂志》兼采了当时流行的两种说法，而不加以取舍，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已有的几篇关于文思院的研究成果，多采用了前一种说法，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关于“时文思索”一句,宋人林希逸在《考工记解》一书中解释说：“时文者。古之贤王也，犹《诗》曰：‘思文后稷’也。‘时’、‘思’皆起语也。古有文德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