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此碑，人们曾作多种推测。明、清两代，有不少人认为它是秦始皇所立，立碑之意在于焚书。他们在赋诗吟咏时表述了上述看法。如明代王在晋称：“东海长流石未枯，山灵爱宝隐元符；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清代乾隆皇帝更断言：“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不过，核以史实，这种看法颇难成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第二次出巡，与原鲁国的儒生讨论封禅望祭山川的事情，于是“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同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可见，秦始皇在泰山上所立之碑是刻有文字的，并不是无字碑。再说，焚书之举是秦始皇在三十四年（前213）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后施行，因而不可能在六年之前就有了焚书的计划，并为此立无字碑。
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种推测，认为此碑原本是有字碑，后经过长期的风雨侵蚀，原有的文字被风化剥落殆尽，以致成了无字碑。但这一看法也有问题。从现存的无字碑看，风化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它在宋代已被称为无字碑，秦代所立的有字泰山碑，在宋代尚能辨认出一百四十六字，如果无字碑也是秦代所立，那么到宋代不可能剥蚀得一字不存。 泰山无字碑
由于上述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又有人推测，此碑很可能是汉武帝所立。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可见，汉武帝确实曾在泰山顶上立过石碑，而且史书上没有说他曾“刻石”，因此说“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不是没有理由的。清代顾炎武即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中，否定无字碑为秦碑的说法，力主无字碑系汉武帝所立。他论证说，《史记》记载秦始皇刻石，无不先言立石，后言刻石，“立”和“刻”都作了明确记载。如果秦始皇在泰山别立一座不刻文辞的无字碑，《史记》不可能不加记载。同样，如果汉武帝在泰山立石后，又刻上文辞，《史记》、《汉书》也不可能不记载。顾炎武的看法是颇有说服力的，但人们对此说还是存有一些疑问，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怎么会只立一座无字碑，而不利用这一机会在碑上刻以文辞为自己歌功颂德呢？这毕竟与汉武帝的性格不太符合。显然，在找到确凿的证据以前，无字碑之谜还无法真正解开。
无字碑，位于泰山极顶玉皇庙山门前八米处，因通体无字，故俗称无字碑。通石由石柱、顶盖石和顶柱石三部分组成。石柱高499.5厘米；左右二侧面上宽约69.3厘米，下宽约83.2厘米；前后二面上宽约110厘米，下宽约124.7厘米，四隅棱面宽皆约6.93厘米。石柱之下无榫，直接下寝于自然石穴内。顶覆顶盖石，呈覆斗形，类似四阿顶式屋顶，高40厘米；斗沿厚13.8厘米，东西长166.4厘米，出檐28.2厘米，南北宽约97厘米，出檐13.8厘米。顶盖石无任何纹饰，其石质与石柱同，皆为花岗岩质。顶盖之上为顶柱石，高60厘米，东西宽约30厘米，南北厚约20厘米，最顶部略呈圆形，亦无纹饰，其石质为石灰岩，疑为后人更换。因此石无一字痕可考，故对立石人及立石时间等众说不一。世人多传为秦始皇立，说秦始皇功德难铭，又焚书黜字，故所立石也“一字不錾”。也有人认为此石的长短广狭制度与《秦琅琊刻石》极相似，由此推断此石为始皇立。唯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力辨众说，改定为汉武帝立。他在《日知录》里说：“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及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有文字之证，李斯篆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而不言石刻，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指无字碑）是也。《后汉书》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郭沫若先生亦主此说，他的《登泰山观日未遂》诗云：“夙兴观日出，星月在中天。飞雾岭头急，稠云海上旋。晨曦光晦若，东辟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笔者认为，世人称无字碑为始皇立，仅传说而已，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顾炎武改定为汉武帝立，也仅是依《史记》、《后汉书》中的某几句话，若全面考查有关历史记载，许多史实与顾炎武的说法相悖，难以圆其说。本文拟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再予以讨论，以求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