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世纪俄国实证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考夫曼的学术活动集中于银行业与货币流通史领域。1870年代出版的《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系统考察了近代欧洲金融体系演变，提出银行信用体系与国家经济政策间的动态关联理论。该著作因其详实的数据基础和制度分析方法，引起马克思的关注，后者在1877年3月至1878年11月间多次研读并撰写批注[3] 。其另一重要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1872年）开创性地将马克思《资本论》方法论归结为"严格的实在论"，指出该方法强调经济规律的历史暂时性特征，否定抽象永恒规律的存在[6] [9] 。这一论断成为后世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参照。
在方法论层面，考夫曼提炼出马克思经济研究的四大核心特征：
以社会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产生、发展及消亡的客观规律[6]
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反对将主观意志强加于经济过程分析[5]
注重具体经验材料的系统整理，坚持"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路径[9]
通过辩证逻辑展现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7]
他在评述中特别指出，马克思的叙述方法采用黑格尔辩证法形式，但本质上与唯心主义方法论存在根本差异[8] 。这一观点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专门作出回应[6] 。
1872年考夫曼的评论发表后，马克思通过书信与文献引证形式与其展开跨时空对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明确表示考夫曼对其方法的描述"如此恰当"，并认为该评论为读者理解辩证法的科学应用提供了范例[2] [6] 。这种肯定使考夫曼成为马克思生前公开认可的少数同时代评论家之一。但马克思也指出考夫曼的局限性：在1877年3月底至1878年10-11月间研读《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所作的批注中，批评其未能将制度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3] ；针对考夫曼认为叙述方法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误解，马克思强调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在唯物辩证法中的统一性[8] 。
考夫曼的经济史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提供关键素材。他在移民问题研究中提出俄国农民迁徙具有'边疆殖民'特征的观点，被马克思引用作为分析东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特殊性的重要论据[4] 。20世纪后期，其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评价引发新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考夫曼低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片面强调经验材料的优先性[8] ；另一些研究则指出，考夫曼最早发现《资本论》中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性特征[5] [6]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