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北匈奴西迁、西突厥、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欧洲。
三次黄祸
第一次“黄祸”发生在4世纪至5世纪：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东汉击败北匈奴，迫使部分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则归降称臣。不少观点认为西迁之北匈奴即欧洲人眼中从东方而来的匈人，这些迁至欧洲的匈人对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不断征伐，迫使日耳曼人南迁，南迁的日耳曼人最终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第二次“黄祸”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隋代，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者相继被唐朝灭亡，部分西突厥部落西迁。迁至西亚的突厥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征伐引发了十字军东征，最终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
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蒙古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前锋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主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随后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统帅拔都因汗位继承问题撤军东归。这次蒙古西征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
其一是哲学。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要使口号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黄祸”就是一个极端粗野和歪曲事物本质，蛊惑人心的口号。它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它吸纳了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理论成果”的内涵，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刺激性，蛊惑了不少善良的人们，在他们头脑中隐约有一个或浓或淡的“怪影”。被吸纳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力求按照达尔文主义精神，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类比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认为二者都是自然规律，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清代时期中国国力虚弱，正是列强宰割的对象。“黄祸论”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到中国的“杰作”。俄国人甚至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
其二是人种学。“黄祸论”者们运用当代人种学方面的知识，将东亚人与欧美人进行对比，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现代日尔曼人的平均脑容量最高，达92立方英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东亚人和美洲黑人脑容量平均为82-83立方英寸（30多年前，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场全球最大的针对脑部容量的研究。通过对全球2万具现代人头骨展开的调查，科学家们发现，东亚人的颅腔容积平均为1415立方厘米，而欧洲人为1362，非洲人为1268。），是“劣等”民族；“既然脑容量不足，就永远不能达到成为自由民，并且应明智而体面地利用选票选出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由于选不出自己优秀分子来领导，“劣等”民族就只好由欧美优秀民族来统治。这就是“黄祸论”者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