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既是他称也是自称。
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朝时期的著述。时人樊绰在《蛮书》中称之为“栗粟”，认为是当时“乌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彝族、纳西族在族源上关系密切。到明代仍把傈僳看作是“罗罗”（彝族）的一个分支，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
傈僳这一名称，除有关史籍用字稍有不同外，1000多年来沿用至今[2] 。
傈僳族世代流传的《创世纪》传说与大小凉山彝族、纳西族、哈尼族的创世传说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说明作为彝语支的各个集团，从古代以来便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在古代，他们属于同一族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不同的部落集团，后来才形成单一民族。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傈僳与纳西、彝、哈尼、拉祜等族具有高原民族的特征：体长、高鼻、薄唇、凹眼，与南亚语系的佤族、布朗族及壮侗语族的壮族、傣族均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正好说明彝语支各族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特征。
怒江地区的傈僳族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还保存着明显的氏族制度和图腾崇拜，在这些氏族中有几个氏族名称及其图腾崇拜形式和大小凉山的彝族氏族名称和图腾制度基本相似，如虎、竹、鱼等氏族。氏族是按血缘亲属关系组成的集团，非本氏族成员是不能采用相同的氏族名称和氏族图腾的，因为氏族成员都公认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既然傈僳族的虎、竹、鱼等氏族和彝族有相似的传说，这就说明他们在古代有着密切的氏族血统关系。即两汉时期的“叟”、“雟”和“靡、莫之属”以及两晋时期的“东爨”、唐代的“乌蛮”当中，就包括有傈僳族的先民。
公元1至3世纪，越雟、犍为、台登、邛都、定筰广大地区都是彝族、傈僳族先民——叟、雟、濮等部落聚居的区域。这些都属于彝语支的部落和集团。这时既未形成统一的族称，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一些分散的大大小小的部落。
3世纪的三国鼎立时期，蜀国管辖下的定筰县（今四川盐边一带）已经有笮、雟、邛、昆明、摩沙等不同部落集团的名称出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筰、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雟曰雟，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说明当时彝语支的各部落和集团在逐渐发生分化。
8世纪，唐朝为与吐蕃争夺西南，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积极招抚南诏，并把地处吐蕃、南诏与西川之间缓冲地带的勿邓、丰琶、两林三大部落的首领都争取过来。由于政治形势的激化，位于这一冲突中心的各个部落，便卷入到复杂的斗争漩涡之中，“栗粟”这一名称乃首次出现在史籍中。
关于傈僳族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名类》：“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所谓“栗粟两姓蛮”即今傈僳族先民，“雷蛮”可能是今纳西族的一支，即今丽江、中甸一带自称为“吕些”的纳西族；“梦蛮”即今纳西族，至今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以及四川省盐源、盐边等地的纳西族还被彝族、藏族称为“摩挲”，也就是樊绰在《蛮书》中所称的“磨蛮、梭蛮”。《蛮书》的这段记载比较准确地记述了傈僳族和纳西族先民在1200多年前的地理分布状况，并把他们同其他部落集团区分开来。 傈僳族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