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张贴大字报
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作者为许南亭，内容是质问北京大学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个炽热的夏天里，有人因写大字报而成了“左派”，也有人因别人大字报的揭发、批判而成“右派”。大字报作为一种武器，实际上既不利于资产阶级，也不利于无产阶级。表面上看来，利用大字报加上别的武器，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却是十分惨重的。不要说那5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的悲惨遭遇，就对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而言，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被划为“右派”后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处分，使他们难以献出自己的宝贵才智。更重要的，这场严重扩大化了的斗争，使党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给知识分子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造成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 朱宣咸作品《大字报》.1973年作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来。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