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成语由"救亡"（拯救危亡）与"图存"（谋求生存）两个动宾结构组成，整体强调通过主动作为实现国家存续目标[4] 。近现代翻译研究中将其视为特定历史分期的代称，"救亡图存时代"特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特殊时期[3] 。
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推动该成语在维新派及革命团体中的传播。这一改写过程使成语获得新的时代内涵，成为维新派呼吁制度变革的核心话语[1] [5] 。1897年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将顾炎武"保天下"思想转化为具象化的救亡号召[1] 。
甲午战败后，维新派以该成语推动思想启蒙，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形成完整的"救亡—变法"理论体系。翻译史研究显示，1895-1919年间翻译活动呈现"外汉翻译为主流"的特征，严复《天演论》等译作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3] 。
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中将卢梭社会契约论与儒家民本思想结合，构建救亡图存的理论框架[5] 。1915年梁启超在《痛定罪言》中系统论述"救亡图存"与顾炎武思想的传承关系，确立其作为民族精神符号的地位[1] 。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者将"救国救民"热忱注入学科建设，通过白话文运动等语言革新推动救亡思想的传播[2] 。在翻译领域，该成语标志着从"文化引进"到"文化输出"的转向节点，其英译研究涉及语义对应与文化内涵转换的双重挑战[3] 。研究将成语"救亡图存"置于近现代翻译史框架下，既呼应了成语"拯救国家危亡"的核心释义，又通过历史语境分析深化了成语的文化内涵。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将"救亡图存"理念与共和政体构想结合，但在实践层面受制于救亡任务的紧迫性，形成"共和理想"与"现实需求"的张力[5] 。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通过《救亡日报》等媒介，使该成语成为全民抗战的精神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