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是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研究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一般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
汉学家的具体研究领域可能不同，多是选择一个他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专业研究，例如有人研究中国音乐，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但是汉学家大多都研究一些中国历史。一般汉学家除了汉学研究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且一般都是讲这个研究领域和中国联系起来研究，就变成了汉学的研究领域。
虽然精通汉语对于汉学家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是一些非中国人的汉学家并不懂汉语，或者只会阅读汉语文献，而不会说汉语。而在中国以外的大学里教授汉学，经常需要学习很多的语言课程。另外不少西方汉学家会取中文名字。
最早的汉学家大都是业余人士，其中包括不少传教士在内，利玛窦很可能是第一个伟大的汉学家，他能用地道的文言写《天主实义》，翻译《几何原本》。至二十世纪，不少汉学家仍颇通汉文，走乾嘉学者“读书必先识字”的途径，像瑞典的高本汉、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德国的卫礼贤，以及美国的牟复礼。他们多少都有我们所说的“国学基础”。
二次大战以来，中国研究在西方逐渐学院化，美国挟其丰沛资源发展得最快。不过，进学院才开始学汉语未免太迟，因而这些汉学家在文字上的工夫往往不如老一辈业余人士。至五、六十年代，学院派中国学偏重社会科学方法，有意摆脱重视语文能力的汉学传统；包罗万象的汉学，反而被视为缺乏学科专精的杂货店。这也是海外汉学发展式微乃至畸形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缺乏明确的学科分类是海外汉学现状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学问一时难以融入西洋学科，中国到底有没有所谓哲学，至今仍有人在辩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关于中国史学的争论也由来已久，因而也不能堂堂正正进入历史系；中国文学一直要到有了比较文学，才勉强与西洋文学挂钩。因而要到哈佛大学去读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科目的博士，只能进东亚文明系。而由此产生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就难以避免，从而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带来了更多障碍。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杜赫德作品
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
汪德迈（Lon Vandermeersch）
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谢和耐（Jacques Gernet）
伯希和（Paul Pelliot）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龙夫威[1] （Fred Drake）[1]
季北慈（Bates Gill） 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