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起源于远古时代人类的生产劳动。劳动推动人的思维和语言发展，导致手的完善，使文学艺术的产生成为可能。原始人在协同劳动中伴随劳动的节奏发出的劳动号子，形成了最初的音乐和诗歌。旧石器时代晚期洞壁绘画描绘狂奔的野猪、猛犸象和鹿群，中石器时代的岩画表现手持弓箭追猎山羊的人群。都说明原始艺术是直接来自生产劳动，是这些活动在艺术上再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的丰富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对于文学艺术的需要，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力。文学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生活，成为最易被人们接受、影响面最广的社会意识形式。进步的文学艺术，对于教育人、改造人、推动历史前进起着重要作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是该时代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文学艺术同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影响着文学艺术并作为思想内容包含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由于文学艺术能够以生动的形象感染人，常常被用作传播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作者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认识、反映和评价生活，文学艺术作品也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必然带有阶级的色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成员，由于具有某种相近的生活条件，共同的民族心理，也会有一些共同的美感和艺术爱好。文学艺术的发展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同时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同步，文学艺术的繁盛时期不一定是社会经济的繁盛时期。
文学艺术形象基本成型于所属流派，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形象身上时代的烙印和作者的主观倾向较为突出。举例而言，古代文学自有了成体系的小说后，文学形象较为明朗，有心计的薛宝钗，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近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派写手笔下，更为真实、更为人性化的形象渐渐展露头角，更能为我们所接受，张爱玲、张抗抗、余华等都有各自的形象伏笔。如张爱玲扭曲的爱、张抗抗个性的爱、余华血腥的爱。
鲁智深、孙悟空、唐僧、霍元甲、韦小宝、还珠格格、小李飞刀，这些属于比较通俗文学；
严肃文学的，令当代读者印象比较深刻的十个文学形象：情种贾宝玉（曹雪芹《红楼梦》）、闯王李自成（姚雪垠《李自成》）、牧马人许灵均（《灵与肉》作者好像张贤亮）、阿Q（鲁迅《阿Q正传》）、贫嘴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痞子方言（王朔系列小说）、打工仔傻根（刘震云《天下无贼》）、西学家唐伟（狂狷《五行山下》）、淘气包马小跳（杨红缨《淘气包马小跳》）、知青王二（王小波《黄金时代》）。网络文学里的文学形象都差不多，没有特别突出的，好一点的或者印象比较深的是“轻舞飞扬”！
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形象多是扁平性格的，而且过分夸张，所谓诸葛多智而近妖，鲁迅白话小说则创造了一批立体文学形象，如孔乙己、阿Q，当代文学比较成功的文学形象我认为是余华的“许三观”、贾平凹的“庄梦蝶”、狂狷的“唐伟”、王朔的“方言”以及铁凝的“安然”，这五个文学形象分别代表了无奈的贫苦大众、迷茫的文化人、追求心灵自由的庸人、渴望爱的俗人和叛逆女性，特别是王朔的“方言”，是6、70年代出生的为社会主力军的一批男性的综合特征产物，他承认自己的俗世情怀而又不甘心自己真的就是个俗人，所以希望在与人交流中通过爱使自己心灵得到升华，但却完全惨遭失败，是非常有广泛现实性的群像，而狂狷的“唐伟”则以多元化的思维特征和功利主义的民族人性特征，交织出一个出生于旧世纪、活跃于新世纪的怪诞庸人形象，更大程度地哲学化了“阿Q”、“方言”们的行为特征，是中国文学此前没有过的文学形象。“唐伟”的诞生标致着中国作家意识到现实社会中庸人群体的行为循环往复性，而这正是许多古老文化国度举步维艰、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此后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庸人形象辈出，俗人生活得到真实展现，这是整个民族的一种自省，人们不再渴慕孔明式的智慧、关羽式的道义来处理现实的危机，而接受庸俗生活中的带有缺陷性的思维与功利性的手段，因为前者是庄严地扯淡，后者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