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儒家经书的基础是《诗》《书》《礼》《易》《春秋》此《五经》，经过各学派间的长期分化、传承而演变出“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等体系。
在汉代的图书分类，《论语》和五经属于“六艺”（分为九类），《孟子》则属于“诸子”中的儒家类，这是因为孔子与六艺的内容共同为诸子百家引述或是批评，而《孟子》则是仅止于儒者的一家之言。在汉武帝亲政之后，根据儒家学士的建议设立了“五经博士”，正式根据五经的内容来教授、拔举官吏，而后《论语》和《孝经》得到官方重视，进一步扩大经书的内容。
到了唐代，官方科举正式纳入《三礼》《春秋三传》，晚期经由韩愈等人的提倡，《孟子》得到重视，并在宋代确立为经学的内容之一。
但即使如此，经学家仍是以五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旁涉其他儒学著作，但这个观点并不是绝对的。 北宋以后，由于朱熹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经学家把认为四书五经以外的著作当做异端。
顾炎武认为“经学即理学”，两者异文同义。这种说法本为挽救明代儒学的流弊，主张儒家学者应该重返经书、重新去仔细阅读经书。在清代，学术上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儒学被划分为“汉学”(经学)与“宋学”(理学)两个对立却又相互影响的内容。前者由阮元大力提倡，获得许多民间学者(例如惠栋)的支持，后者以姚鼐、方苞为代表，同时也是官方科举的考试内容(以四书为主)。
目前的一个观点是，汉宋之间的歧异在“文字训诂”的方法和“性与天道”的关注上，这恐怕跟《论语》《孟子》被列为经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也因如此，清代的“十三经注疏”可能是目前经学和理学的研究者们惟一共同遵守的经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