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后，热衷朝廷修史活动。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扮演历史判官，操纵其中的笔削褒贬。 除编纂史籍外，弘历还要重修前代的史书，使它们能“传信示公”，为当时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环境服务（详第四节）。就前代的史书来说，弘历最关注的是《辽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1]
乾隆帝即位初年，便已指摘辽、金、元三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仓猝，舛谬尤多”[2] 。不过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 朝廷刻成二十一史，弘历才对三史作出具体的批评及展开重修的工作[3] 。
乾隆帝认为，辽、金、元三朝本身没有完善的条件，可供修史者凭藉。首先是民族隔阂：弘历指出，三朝均为边疆民族所建立，“非若唐、宋之兴于内地而据之也”。因此，“其臣虽有汉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终一心于其主”。况且，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有所不解，风尚有所不合”的现象[4] 。如以元朝为例，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深明汉文，宜其音韵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顺，以致纪载失实”[5] 。另一方面，“汉人不解（蒙古）语义，错谬译出者，不胜屈指数”，其中多系“捉影之谈”，可谓“怪诞可笑”[6] 。
其次是三朝国祚短促：弘历指出，“辽、金、元皆立国不久，旋即逊出”，由于没有良好的规模，“则所纪载，欲其得中得实，盖亦难矣”[4] 。如以金朝为例，“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可是，“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曾校正画一”，以致出现“声相近而字未恰合”，及“语似是而文有增损”的情况。“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7] 。本来，金朝曾“制女直大小字”，可资稽查，可惜它们“未经流传中外，而又未经译以汉字，其后裔式微，遂无以考证”[8] 。以致后人“阅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9] 。
基于上述原因，弘历讥诋“辽、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4] ，所以难成“佳史”[4] ；又认为三史中，“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比“纪内地”的部分，更“不能得中得实”[2] 。
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10] 。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11] 。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7）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12] 。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