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邻梁宝寺煤矿，资源丰富，境内有充足的电力；北邻郓城新河，直通京杭运河，水陆交通条件优越。该村全部为平原，多为沙土地。所谓地理位置较为奇特，历史行政管辖多有变动。
鲁北村与鲁东村、鲁西村合称“三鲁”，又名“鲁店”，因鲁家开店而得名，又因鲁北村位于三个村庄的北部，因此叫作“鲁店北村”，简称鲁北村。。鲁北村多为高姓和鲁姓居民，另外还有少数的薛姓居民。鲁北村和山东很多村子一样都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搬迁而来，自明以来山东各地就有这样的民谣：
问咱老家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
据说元末明初天灾人祸，中原地区已是人烟稀少，荒草遍地，村庄圮废，满目疮痍。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济南知府曾报告称：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史书上说，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中原无人，统治者便失去了盘剥的对象，新建的明朝政权无法稳固。大乱甫定的明王朝无计可施，只得乞灵于移民一途。明朝移民，并非一哄而起，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是：瞎子趟水——试着来。第一步是发布政令，召募流民，用免交租税的方法奖励垦荒。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朝中央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垦荒的政令。当时，由于连年灾荒和频繁的战事，全国各地分布着大量流民，明政府首先要把这些居无定所的人稳住，让他们有田耕种。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明政府诏令山东、北平等布政使司，“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在中原地区用“计民授田”的方法，将荒地分给农民垦种，在北方则“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并规定“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这样一来，一些流民得到了安置，他们或是回原籍，或是在流居处受田务农，成家立业，建立或恢复了一批村庄。第二步是军队电田。当时荒地面积大，安置流民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朱元璋便效法汉武帝与曹操的屯田法，令将士屯田，名曰“军屯”。军队在其驻防地划田耕种，以补军饷不足。明政府规定，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一军士授田50亩，官府给耕牛、农具和种子。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对中原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当时军屯规模很大，遍及全国各地，“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至明代中叶，屯田渐被军官吞蚀，军士破产散亡，沦为贫民，屯政废弛，屯区变为村镇，由此留下了一些与军电有关的地名，如千户营、李官屯等。第三步是民屯，即统一组织农民到某地开荒种田。民屯的主要形式就是移民。移民的基本原则是把人多地少的“窄乡”农民迁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屯种。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一带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谧，且多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太原以南，今晋中、晋南、晋东南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便十八次从山西南部移民，凡“多丁少田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民之列。据史籍记载，当时移民来源地区主要有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和泽、潞、辽、沁、汾五州，大致包今之太原、临汾、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晋城、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平顺、榆社、和顺、左权、沁源、武乡、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石楼、临县、洪洞等广大地区。迁往地区主要是当时的彰德府、归德府、东昌府、大名府、凤阳府、广平府、保安州、临清州，今之安阳、鹤壁、林县、汤阴、涉县、磁县、临彰、武安、商丘、虞城、夏邑、宁陵、柘城、曹县、聊城、冠县、高唐、茬平、莘县、临清、阳谷、东阿、平原、武城、馆陶、丘县、大名、南乐、清丰、濮阳、长垣、东明、太康、鸡泽、永年、邯郸、曲周、成安、肥乡、广平、凤阳、天长、安定、霍丘、涿鹿、怀来、新保安一带。移民足迹所至，遍及今之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北京等数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