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战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将东亚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东亚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引起广泛的争论。虽然危机已经过去，但如何看待“东亚模式”仍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东亚模式”的解释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东亚模式”是“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以上诸多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东亚的经济奇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有些观点和分析还相当深刻而精辟。笔者认为，这些模式都强调了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核心作用，即政府要想尽快赶超发达国家、实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就必然要制定一套保证高速增长的制度安排，若想行之有效，要求政府高度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政体和相应制度安排下的政府理性和自律是相当脆弱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亚模式”必然也是一种制度模式，“制度模式”的说法只不过更多地强调了成功的制度因素而已，其核心还在于权威政府。因为，短期内完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必须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大规模地调动生产资源用于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东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种制度模式，但最根本的是“强政府”，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理性的集权政府。
尽管笔者不同意制度模式分析的某些结论，但不否认其中对东亚市场和体制的剖析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市场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调节机制也有死角，在这些领域会产生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市场等等方面。这时政府就有责任弥补市场的缺陷，使经济体系趋向于均衡和充分就业，这种行为是顺应市场的干预模式。而在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不健全或市场缺损问题，两者不能等同。“市场失灵”是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下产生的，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存在，而市场发育不完全或市场缺损，意味着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