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人口剧增（各地移民及自然人口增长），人民生活困苦，生存资源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因为当时政治、经济都非常急剧变动，因此惨烈的土客械斗发生就在这种背景下。此外，当时政府的挑动，以及地主土地制度的限制等，也是土客冲突的重要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多，随着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多,各个城市中都多少出现了一些外来人员聚集区,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形成了两大群体,而这也使得“新土客冲突”事件层出不穷。[3]
土客冲突发生的时间跨越度也很长，从明朝中期到清末均有发生，但绝大多数土客冲突均发生在清末（19世纪40年代-19世纪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城市的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形成了两大群体，“新土客冲突”事件层出不穷。[3]
土客冲突发生的地点很多，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苏北，东北等地许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现代发生在浙江湖州的"织里事件"是一起具有典型性的新土客冲突群体性事件，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村镇出现了外来人口远超本地居民的"人口倒挂"现象，同时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新土客冲突"事件亦不断增多。 [6]
清咸丰同治年间苏北铜沛原居民与鲁西南移民之间的湖田权属之争。[1] 咸丰年间的两次黄河决口,先是把苏北铜沛一带部分乡民赶出“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继而将鲁西南灾民驱赶至此,由此彻底颠覆了当地乡村的社会秩序。而恰逢其时的捻军行动和湖匪骚乱及其与移民的某种巧合性关联,使土客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这场轰动晚清朝野的湖团大案是由田产纠纷而起,但症结是土著“心怀不平”的嫉恨心态与“尽逐此数万人而后快”的排外意识,根源在于双方文化的差异,即其实质为两种基于差异性地域文化的意识共同体的冲突。[7]
清末，广东“四邑地区”有土客械斗。四邑地区处于广东珠江三角洲西部，从明清年间开始，移民到四邑地区，到了清朝末年，于咸丰及同治年间，四邑地区发生了土客械斗。
19世纪中叶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使苏浙皖交界地区成为移民麇聚之地。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土客冲突等社会问题频发。[4]
地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边缘地带的湖州府,是一个多低山丘陵,又有少量沿太湖下隰平原的地区。作为太湖水系的上游,这里的植被维护和水系稳定一直受政府的关注。但在清代,由于外来棚民的大增及其无节度的租垦活动,很快导致了山丘地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在引起河港水利淤废的同时,也加剧了水灾的危害,从而使生态条件并不稳定的湖州乡村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土客冲突与治安难靖都相伴而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