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报纸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是鸦片战争前后，由西方人首先引进的。之后，随着国人办报意识的增强和办报活动的增多，中国报业渐趋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知识分子“文人办报”的实践，促使报业蓬勃成长，《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8]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革命运动高潮迭起，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中国人坚定了推翻清廷，拯救国难的信念。其间，清王朝也推出一系列“新政”措施，试图以此自救。在“新政”中，放松了对非革命派办报的限制，同时民主革命的思潮，也推动人们以各种方式来践行救国的责任。此时，知识分子已认识到报纸媒介的重要性，于是一批有影响的报刊相继问世，如《东方杂志》《时报》《京话日报》《时务日报》等。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报刊大量存在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南方地区，“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正是这种环境下，《大公报》诞生，并很快成长为北方的重要媒体。[8]
天津地近京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意义，使西方列强很早就把它作为入侵的重要城市。1858年和1859年订立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让它们取得了“合法”入侵的权利。之后，在天津设租界、建教堂、办学校，很快这里就成了北方接受西方思潮的重地，较早地艰难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19世纪60年代末，崇厚、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就开始以天津为基地，兴工厂、办洋务，从而带动了电信、邮政、铁路等事业的优先发展，这为天津的新闻传播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袁世凯又在此推行北洋“新政”和地方自治，成为全国仿效的“样板”，这也使天津在北方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由于上述原因，作为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和工业中心，也是近代北方文明进步的重要窗口，天津成为当时北方的一个舆论中心。在此，新旧思想、中西文化相融合，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相交汇。[8]